如何提升中国国民幸福度
孟昭莉产业技术组首席研究员
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数据显示，3/4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生活表示不满意。各国政府开始关注人民真正的幸福度的提升而非仅追求GDP的增长。提高人民的幸福度也已经写入中国政府的十二五政府工作报告中。
根据马斯洛的层级需求理论，高房价导致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难以满足，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是中国人幸福度降低的主要物质原因。而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不平等的生存环境、以及工作中成就感的缺失也导致中国民众的幸福感下降。
本文建议，政府财政收入应当划拨更多的份额投入到能够使得人们基本幸福水平提高的项目上。年轻一代可以考虑摆脱房贷的束缚，寻找一份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从工作中寻找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适当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提升每日的小幸福可以大大提升整体人生的幸福度。
中国国民幸福度在不断下降
据2011年4月23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中国人整体幸福度创历史新低。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数据显示，71%的中国人表示自己“生活艰难”。17%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困苦”，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印度的数据也与此类似。
即便考虑到中国房价和食品价格不断上涨，但近3/4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仍然让人感到疑惑不解。盖洛普此项民调涉及全球124个国家，中国的幸福度排名列第92位，丹麦、瑞典、加拿大位列前三。
人们的幸福度是由相对收入决定，而非绝对收入。一般来说，国家越富裕，人民越幸福；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幸福度将不再与其平行上升，其相关度将逐渐下降。甚至，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却对国民幸福感有着负面影响；尤其是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不断拉大的财富差距将导致民众幸福度降低。
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GDP的增长并不能代表国民幸福度的增长，政府关注人民真正的幸福度。2010年11月15日，英国国家统计局11月15日正式宣布，即将展开对国民“幸福程度”的调查，以便调整政策，让英国成为一个人人感到幸福的国度。负责此项调查的统计局局长吉尔·马尔德森解释说，这项工作早在首相卡梅伦2005年担任反对党领袖时就已提出，因此绝不是“心血来潮”。
2010年10月，巴西参议院宪法与法律委员会表决通过了由巴西民主工党参议员克里斯托旺提出的2010年第19号宪法修正案。修正案建议，将“寻求幸福”作为公民的权利写入国家宪法，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很多媒体分析，巴西在这个时候提出超越“温饱问题”的公民幸福权利，与巴西这些年的国家实力上升并加大了社会领域投入有很大关系。
中国将降低“十二五”期间的增长目标，着力解决房价、物价、反腐、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众关心的问题。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两会”报告和“十二五”计划显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似乎成了各级政府执政的重中之重。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似乎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 至少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有多处体现。例如，北京呼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广东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则宣布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导致国民幸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生理需求：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等需求都是生理需求。这类需求的级别最低，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尽力满足这类需求。
安全需求包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和生理需求一样，在安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人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这种需求。社交需求包括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的需求。当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社交需求就会突出出来。
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自我实现需求的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
根据马斯洛的层级需求理论，高房价导致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难以满足，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是中国人幸福度降低的主要物质原因。马斯洛层级需求的最低层级为生理需求，人们对于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应当得以满足，否则人们将全力为此而努力，很难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中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牢固的安居乐业的理念导致全社会年轻一代的所有关注力都放在买一套房来结婚。当前高房价导致绝大多数家庭倾三家之力（年轻夫妇及其双方父母家庭）购买一套住房。
同时，房价带来家庭关系的紧张，不是年轻人啃老，就是整个家族为房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方的老人都牵扯进来，很难有和谐的家庭环境。新裸婚时代的到来如果能够改变年青一代先安居后乐业的观念则能有效的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生理需求中的“食”这一基本需求在中国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导致人们的基本生活无保障，同时信任感大大缺失。中国乳品行业集体因三聚氰胺事件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各大企业似乎并没有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事件过后，除了三鹿之外，其他所有的企业还保持着事件之前的销量和市场占有率。
食品行业诸多双汇等龙头企业带头造假，让人们开始怀疑究竟还有什么食物是放心可以吃的。人们对食品行业的信任度降低到近乎零点，导致社会普遍不信任问题加剧，幸福度大大下降。
马斯洛的层级需求中另一基本需求是安全需求，然而，中国社会养老、医疗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导致人们的幸福度降低。虽然大多数企业都贯彻了养老保险制度，但数量有限的养老金与日益增长的物价水平相比可谓杯水车薪。依靠定期缴纳养老金等待退休时候领取基本不能给老人带来安全感。中国社会中大多数老人选择的是，手中留一套房子，有一定的存款，让子女照顾并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极为有限的医疗保险制度导致看不起病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病。基本医疗保险涵盖能够报销的金额有限，门诊报销比例为50%，每年2000元封顶。此外，医院开出的药物有很多都在基本医疗保险范围之外。
近三十年社会关系的变革导致年轻一代在现实生活社交需求转战到了虚拟的网络中。三十年前，每个人工作的“单位”是人们社交生活的基本网格，人们平均换单位的频率非常低。固定的人群在单位的大院中成长，大家彼此熟悉，信任感很强。
最近三十年，城市化进程完全改变人们的生活模式，人们选择住进商品房，邻里之间甚至能做到老死不相往来。网络成为年轻一代的社交突破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校内、人人等社交网络开展自己的社交活动。虚拟网络与现实随着科技发展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今后，网络社交将成为满足人们社交需求的主要途径，从而，提高人们生活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社会底层人群尊重需求得不到满足，高房价导致年轻一代很难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工作中得到的成就感较弱。中国贫富差距在最近十年急剧加大，社会整体价值观开始用钱来衡量。有权有钱阶级形成了特权阶级，在人们意识形态还没有发展到较高的层次的时候，很多炫富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他们能从炫富的过程中，得到别人羡慕的目光而不是鄙夷的态度。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者在整体社会以钱为成功唯一度量的标准之下被视为不成功的人，很难得到应有的尊重。
高房价打碎了年轻一代的梦想，他们从二十多岁开始就被迫选择踏踏实实、安稳的工作，以次来保证每个月都能够及时还清房贷月供。由于缺少了为理想而奋斗的勇气，选择了更保守安稳的工作，年轻一代多半选择的工作并不是自己喜爱的工作，因而能够从工作中得到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极为有限。
中国社会中，儿童和青少年的幸福感缺失开始日益突出，成为整体社会潜在的最大危害。优秀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激化了整体人群的竞争意识，导致天价幼儿园、天价赞助费连续创新高。北京从幼儿园教育开始，赞助费等等款项就平均达到3万元，家长从孩子未出生时就开始被灌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北京个别重点小学的赞助费已经到达20万元的天价，而且，年创新高的趋势很难在近期得到改善。
整体的教育功利性太强，小学生开始就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特长班，众多课程给孩子带来的巨大的负担。为了能够上更好的初中、高中、大学，孩子们从小就要面对各种激烈的竞争、选拔与淘汰，幸福的童年的缺失造成整个人生追求幸福的能力都被弱化。
如何提高中国整体社会的幸福度
政府财政收入应当划拨更多的份额投入到能够使得人们基本幸福水平提高的项目上。政府廉租房政策远远不能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需求，新加坡政府统一筹建价大批廉物美的组屋，公民排号购买的方式可以成为地方政府借鉴的模式。医疗保障方面，拥有11亿人口的印度执行的全民免费医疗政策值得中国政府学习。印度在全国建立了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1.1万个医院，2.7万个诊疗所和2000多个社区医疗中心，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医疗网络。
食品安全问题上，加大对违规企业监管和处罚力，改变中国企业造假成本低，造假利润庞大的失控状态。工商管理部门除了吊销营业执照之外，对于各种造假的小作坊的罚款和刑拘等处罚力度十分有限。大多数不法商贩尝到甜头，一旦被抓，换个地盘另起炉灶。
平等的人际关系，公平的竞争环境可以大大加强人民的幸福感。比特纳通过对人民幸福度极高的丹麦研究发现，尽管丹麦公民收入的三分之二都用于征税，但人们总体来说都感觉很满意。
一方面是由于这些税收全部用于社会，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另一方面，高福利国家中人们的贫富差距渐渐缩小，公民开始更为看重精神层面的享受而并不是一切以钱为最终且唯一的标准。中国新贵的崛起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有钱有权的人享受更多更好的医疗、教育、服务等社会资源。贫富差距如果不能减小，社会幸福感将会大大降低。
鼓励年轻人摆脱房贷的束缚，寻找一份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从工作中寻找成就感和满足感。发达国家年轻一代在求学期间通常都会各处实习、打工，尝试各种工作，最终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英国、德国的年轻人甚至会在拿到学位的头一年不工作，选择用背包的方式周游世界，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
而在中国，年轻一代从小就被应试教育逼迫，层层选拔，大学生活基本忙于准备考研、出国、考公务员等等一系列的考试。很多毕业生缺乏对生活的基本体验，刚毕业就被牢牢锁定在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上面，结婚、生子、换房贷。人的一生，清醒的时间中有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之中，因此，如果工作方面不能带来足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人们的生活幸福指数会大大下降。
适当改变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可以有效提高人们的生活幸福度。众多对幸福的专业调查结果表明，使人们真正感到幸福或者是忘掉自己的烦恼的方法，就是去帮助别人。知道自己还有能力付出，同时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体味到自己并不是最悲惨的那个人可以有效提升个人的幸福度。
然而，在中国，义工社工等工作还处于非常不普遍的状态，人们之间的互不任导致互相不肯付出成为妨碍自身幸福度提升的主要障碍。
适当享受当下的幸福，提升每日的小幸福、小确幸可以大大提升整体人生的幸福度。行为经济学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对人们幸福度研究的结果表明，多次、持续的小额度幸福与加总起来的一次大额度幸福相比，能够给人带来更大的幸福。
按照其理论，如果人们能够把买房的钱平均分配在每一天，一生将会享受到更多的快乐。北京四环之内一套八十平米房子需要三百万。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来说，如果选择花掉而不是买房，五十岁之前，每个月都可以有一万元用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延迟幸福体验，从孩提时期起，今天勤俭奋斗，为的是明天能够高枕无忧的思想就深入人心。然而，这种思想灌输的太过彻底，走向极端，很多人辛苦一辈子忘记了每天应有的幸福享受，永远都是为了“明天”在奋斗。
英国骚乱给中国带来什么启示？
英国伦敦骚乱事件已持续多天，头戴兜帽和面具的骚乱分子在伦敦多个城区实施抢劫和纵火，一些建筑物和车辆被烧毁。此外，骚乱还蔓延到其他3大城市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和利物浦。世界各地媒体也都纷纷在头条报道。国内许多评论家也从英国这次骚乱事件中找原因，很多人认为英国的骚乱事件，主要是目前英国面临着社会不公造成的。如教育不公、经济不衰退，政策不关注底层民众的需求，因而引起8.9的骚乱！当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引发骚乱事件，原因都很相似，主要是社会福利不到位，政府忽视底层民众，高仰权贵阶层，把社会福利分配集中在少数的权贵阶层，忽视了多数的底层民众，故尔，使底层民众开始不信任政府，在一次次失望，最后唯有用暴力的手段向政府索取！
英国骚乱事件，在年轻的首相眼里，国内年轻人的骚乱是“绝对的犯罪行为”，但是，英国媒体却在不断播放一位骚乱参与者的呼声，“我们不要暴力，我们要社会公正，我们要工作”。这便是一个同样的事件，在不同阶层人的眼里，出现不同的答案！要知道，在首相眼里，年轻人的骚乱之所以是“绝对的犯罪行为”，那是因为这些年青人可能会毁了似他这样权贵阶层构建起来的绝对利益！而媒体站在骚乱者一边，是因为它们认定，目前英国之所以会出现骚乱事件，主要是社会不公，福利不均，就业问题严重。因此，像这样的骚乱事件发生，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引起政府的关注，从而问题得到解决！
英国的骚乱事件，对中国来说，可以站在各个角度去分析和剖论，对英国政府和骚乱者遣责也好，同情也罢；对英国来说，这些声音都是外在的因素，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还需要自己去解决。所以，我认为，在英国的骚乱事件中，我们应该转过头来看看中国现今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要一味的只是集中关注英国骚乱的原因，更应该想到英国骚乱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从中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来正视国内所面临的社会矛盾！
诸君应该很清楚的知道，现今中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比英国强不了多少，只数多数人还在沉默中，并未暴发出来而已。如现今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差距日益悬殊，司法的公正正面临着严骏的考验；还有比英国更糟的是官员腐败问题已深入骨髓等；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都可能会成为今后引发中国骚乱的导火线，所以英国发生骚乱，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应该冷静下来，从骚乱事件中找出中国问题存在的不足，然后逐步去改善，避免发生骚乱的这些不幸事件。
近日来，我听到不少专家去分析英国骚乱事件，他们只是分析英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如何如何的糟糕，并未听到中国政府该从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遗憾的事！如果我们忽视这些问题，不去正视和反思，今日英国的骚乱，很可能会成为明日中国的骚乱，这绝非危言耸听，而都是有史可鉴，有迹可寻的！
全球股市暴跌背后逻辑
2008年全球股灾犹在眼前，如今各国股市再遭股灾。短暂企稳之后，欧美股市周三再次剧烈震荡，道指大跌4.62%，此前翻红的沪深股市11日亦双双低开。这或许并非股灾结束。当前市场信息一片茫然，更需洞察混乱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因素主导了这一轮疯狂下跌？
首先，被指为导火索的标普调低美债评级显然不是根源。证据很容易寻找。如果标普调低评级是根源，其作用线条少不了美债被大举甩卖、美债价格崩溃、利 率急剧上升、美元巨幅下跌等剧目——然而，以上环节没有一个成为现实。不论标普下调前后，美债不仅没有遭遇抛售，反而受到追捧，美国中期国债价格从6月初 至8月8日上升了5.5%。同期，美元综合汇率也并未下滑，一直稳定地在74点之上震荡。
本质上，标普评级只是一种意见之表达，它对机构投资者的参考价值绝不大于机构投资者自己的研究，也并非寰球股灾的根源。
在资本市场中，容易的答案往往不是正确的答案。如果不是标普，那么，谁是导致股市大跌的元凶？最大的嫌疑人之一，是欧洲。
在 2008年金融危机中，欧洲金融界暴露出不少于美国同行的问题。2008年华尔街崩溃了，遭遇沉重打击，被迫再融资高达万亿美元。对之对应，欧洲金融界却 似乎奇迹般地安然无恙，以至于法国人可以高高在上地指责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失败与欧洲“贵族般优雅的”资本主义的成功。
不过，奇迹与骗局相差不过半步。欧洲在2008年前享受的繁荣，除了欧元区统一带来的推动之外，同样有房地产泡沫的“贡献”。2008年繁荣落幕， 欧洲各国政府如同美国政府一样，负债规模急剧攀升。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是一个分裂的大陆：在欧元区的设计之下，欧洲被分裂为竞争力强劲的北欧与竞争力不 足的南欧。持续逆差的南欧国家依赖外资来为政府赤字融资，债务占比迅速超越界限。市场的不安很快酿成希腊危机。
此时，欧洲人的傲慢导致错误：他们没有及早承认希腊是无法挽救的，创可贴式救助浪费了宝贵资金，而市场完全明白这套把戏不可维持。
上周，市场对同样问题重重的国家担心越过临界点：西班牙、意大利国债遭受抛售，其10年期国债利率高达6%以上（相比之下德国利率水平仅为2.4% 左右），市场连锁反应导致庞然大物如法国也备受怀疑；进一步看，更可怕的是上述大国的债务规模：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加起来区区6400亿欧元相比，西 班牙负债6390亿，法国16000亿，意大利18000亿。
长期以来，实施福利主义政策的欧洲各国税负负担极重。庞大的税收与更加庞大的支出、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过高的福利措施等制度弊端，抑制了欧洲经济的创新发展能力——不仅财政支出占GDP比例远高于美国，失业率也长期高于美国。
与此同时，欧元区统一令南欧各国债务本质上成为外债，这些债务的投资人，除了欧洲央行等政府机构之外，也包含欧洲以及美国银行等大量私人投资机构。这种情况下，一旦债务比例超出界限，私人投资者迅速察觉到南欧各国难以兑现其还本付息承诺。
当下困难在于令私人投资保持镇定。一方面，德国等北欧国家并无政治意愿、经济实力救助包含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内的南欧国家；另一方面，银行等私人 投资者自身状况并不健康。必将到来的希腊债务重组将侵蚀其本金，迫使它们甩卖南欧各国债券为主的各类资产。由此引发的损失将引发进一步的收缩，银行的资产 负债表在螺旋般甩卖、损失循环中不仅未得改善，反而持续恶化。简言之，欧洲有可能重复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典路线。
欧洲央行对此风险无疑是清醒的。他们建立了规模巨大的救助基金，希望借买入南欧各国债券稳定投资者情绪。然而，鉴于南欧各国面临不仅是流动性危机，而且是支付危机，除非投资者相信南欧各国可以迅速缩减其债务规模，否则，欧洲央行的财力不足以包揽私人投资者甩卖的资产。
伦敦街头的动乱，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在欧洲实施财务紧缩政策是如何困难。不幸的是，财务整固、经济复苏是降低债务负担的不二条件。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机会看到主权债务危机继续发酵，并演化为金融危机。
当前，欧洲的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质量比美国同行更差，一旦欧洲金融机构受损严重，金融危机将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将欧洲送入衰退——这是欧洲股市之所以领跌世界的原因，也是寰球股灾的真正源头。
如果欧洲金融危机是市场担忧所在，那么题中应有之义将会如此呈现：第一阶段，欧债（南欧）下跌而美债上涨，石油价格下跌而黄金价格上涨，欧元、澳元下跌而美元上涨——而这些现象，的确正在发生；第二阶段则是尚未完全暴露的图景，那就是美国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中国在2012年面临的挑战有可能比2008年更加严厉。
比较而言，A股形势比其他国家可能略显乐观。例如，金砖四国中的印度股市今年跌幅超过16%，巴西跌幅超过26%，而沪深300指数截至8月10日跌幅不到10%。这部分是因为在2009年以来的大幅上扬中，世界许国国家股市反弹至前期高点附近，如德国股市创出历史最高，美国股市离历史高点不足10%距离，而沪深股市比历史高点跌幅尚有50%以上。即使如此，鉴于来自宏观经济减缓、企业盈利增速放慢的压力极其巨大，A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之前都将承压，寻底将成为主要任务。
如何在股市暴跌时不恐慌 周年洋
这几天全球股市的同声暴跌，后来的上串下跳，不知摧毁了多少人美好睡眠，又让多少人生活在恐慌之中。如果不是有信念的话，这样动荡的金融市场会让人崩溃。
自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股市的波动频率越来越频繁了，希腊债务危机、日本地震、美国主权债券评级下调，每次都引发了全球股市的暴跌。当然，这次美国主权债券评级从AAA级下调到AA+，这是美国这个帝国的里程碑式的负面事件。作为一个导火索，未来它还会频繁地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
如果每次动荡都会让你在睡梦中惊醒，在恐慌中逃串，那么作为投资者的人生该是如何惨淡呢？
在这几天的金融动荡中，跟不少人交流过，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惶恐不安，意识到他们对未来的彷徨。但恰恰在这些时候，让我想起自己在湖南偏僻老家的山沟里自学西方哲学史的日子，特别想起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我读了好几本西方哲学史，每一本都会从希腊哲学讲起，虽然有一些书没有读完，但是书的开头总是读完的，所以巴门尼德的哲学观点我是烂熟于心，当朋友们谈起这种动荡的市场，我自然想起巴门尼德的观点：世界的本质是不变的、永恒的，你看到的变化和运动只是幻相而已。把这个抽象的道理用于看待股市的话，我们就会冷静很多了。
每一个投资的人（不是投机）买入股票时是基于公司的价值，价值会不会因为美国主权债券评级下调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呢？如果不是，那么市场股价的波动变化只是情绪性反应，不会损害公司价值一丝一毫。我们要以公司的本质作为评判的标准，而不是公司股价变化这类现象作为评判标准。
让投资的思考上升到哲学层面，才能真正认清股市的本质，认清了本质，你就能平心静气地对待股价的运动和变化，金融市场暴跌不会扰你清梦，更不会让你恐慌。
但我知道，如果不是能遵守一些起码的规则的话，这里面难免有盲目的乐观者：
如果你的买入不是基于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
如果你的买入并不是自己完全弄懂的公司；
如果你的买入没有足够的安全边际；
如果你一年买入的公司股票超过5只；
如果你的资金是马上要急用的钱；
。。。。。。。。
真正能让你高枕无忧的持股是很难寻找的，在A股市场上要找出5家可能都很难。
看得见的好公司，股价炒得高高的，比如消费类的酒类、医药等；
看得见的低价公司，也许你难以搞懂，因为它涉及太多的变化因素，比如银行和地产；
要好公司还要在你能懂得范围并且低估，那样的公司一定是因为某种原因被普遍误解，你才能捡到便宜。要从普遍误解中超脱出来，不仅需要独立的思考，更要限制自己的研究范围。
很显然，严格限制自己的投资范围，让其仅限于自己能力圈，深入地长期地研究和实地考察终端消费者，不仅在抽象思考中得到合理的结论，还要能从实际的消费中得到终端的销售状况，以避免那些以造假的业绩撑起美好的概念的那些诈骗公司的陷阱。
只有通过勤奋辛苦地研究才有可能得到极为优秀的投资机会，不仅在短暂的全球股市暴跌中不用恐慌，就是未来很多年都不用太操心，而利润则会源源不断。但那样的机会极少见到，有机会碰到的人，因为理解不彻底，很难持有足够长的时间。
要得到任何时候都高枕无忧的公司股票，你需要有抛弃95%的看起来是机会的机会，只从剩下5%的机会里寻找，这是查理.芒格的教导，但要实施真是不易！
2011年8月10日于多伦多，约克坊
低买高卖和长期持有的共同基础 周年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低买高卖和长期持有之间的关系，价值投资者之间分歧很大。当然，很多趋势或者波段投机者，把低买高卖混同波段操作，这个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不少价值投资者认为低买高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投资，符合老祖宗格雷厄姆的精神，而对于长期持有的方式则持不认同的态度，似乎不是原汁原味的价值投资，是属于菲利普.费雪的成长类投资。
说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深感困惑，低买高卖和长期持有，都是价值投资，但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到底是如何统一的呢？
在说到共同的基础之前，我们先要探讨投资中的自我限制。
做一个伟大的投资者，不是去选择所有领域的一般投资机会，所谓“烟屁股”之类的机会，而是等待非同寻常的绝好的机会。那意味着你要抛弃95%的机会，只从剩下的机会里获得为数极少的投资标的。对于这样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胜算的可能性极大，这时候，按照查理.芒格的说法，你就要重重地下注。
同时，你要重新看待投资在你生活中的位置，你是做一个全职投资者还是让投资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种选择看起来不重要，但最终它决定了你的持股内容和时间。对于我来说，我选择后者，我希望除了投资挣钱外，我还有时间去阅读、写作、跟家人在一起、到世界各地旅游，让自己的人生不仅仅充满金钱，而是有更丰富的人生内容。
基于这两个前提，如果能抓住绝佳的投资机会，我们一定是重注买入。因为公司的质地和绝好的价格，买入就会长期持有，让公司本身的业绩为你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你什么也不用做，稍微监控，再就是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就好了。
但有一种情况我们是不会长期持有的，那就是当市场过分看好它，股价过分高估的时候，我们要坚决卖出，因为在那样高的股价，以公司正常的收益增长来衡量，未来的资金收益率达不到我们最低的目标收益率。如果在股价超估时卖出，那就是低买高卖了；如果股价没有超估，就是长期持有。
决定我们价值投资者采取低买高卖策略还是长期持有策略，其最重要的因素是股价是否超估。如果在超估的情况下依然持有，那免不了有一些投机的成分，这样的投资者想分享“泡泡浴”，想赚尽最后一分钱。这当然不理性，结果自然不理想。
对于伟大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希望自己的持股总是被市场低估，那样，他一旦有资金时，就可以继续买入。同时也不用在被高估时要考虑是否要卖出。少交易总是比多交易好，少做一次决定少了一次犯错的机会。只要所选公司是优秀公司，公司本身业绩的增长就会推动股价增长，达到投资者的目标收益率。
国际上“唱空”和“做空”中国的声浪日盛，对冲基金们开始押宝于2012和2013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预期，这个事件未必可能真的会发生，但只要今天中国经济中种种不安的因素不断发酵，就足以引起金融市场的情绪波动而使它们大获其利。
的确，主要国家中还没有哪个经济体历史上每年将一半左右的GDP用于资本形成（投资），中国是个例外。按照今天中国庞大的雄心勃勃的公共投资计划，这个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经济学家的逻辑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银行的坏账、政府的债务和大面积的产能过剩都会发生。
因为从过去已发生的情况分析，中国的公共投资基础设施的效益令人忧虑。
铁道部负债2万亿，5年才盈利17个亿，这样的资产在现代工商社会被认为是鸡肋般的累赘。京津城际在2008年8月正式开通后，第一年客流量达1800万人次，低于预期的3000多万人次，“而这个客流量也是在铁道部停开了京津既有线上所有动车组后才实现的”。
当下中国高速公路网的平均月通车量不到50万辆，多数收入不能覆盖贷款本息，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维持。
脱离预期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的投资形成的产出，要么增加原有经济的成本，要么形成政府沉重的债务。
统计局最近发布的《2011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情况分析》显示，中国的物流成本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倍。央视最近搞了个调查，为什么中国的物价高？说是中国的物流成本高，钱都让中间环节收走了。那为什么物流高、公路费多呢？没有继续再问。其实根子还在投资，建成的项目达不到预期的客流量和车流量，所以就支持不了“薄利多销”的商业模式，所以只能多设卡、多收费来补量的不足，从专业角度讲，基础设施使用率不足本质就是泡沫， 专业术语叫投资的内部隐含报酬率低下。根子还在公共投资效率，效率低下的宏观效应最终都会反映到价格上，这是通货膨胀的供给面的逻辑。
当经济中很大部分的经济活动处于低效率的状况后，宏观上的表现是最后财务的负担都会加到经济中有效率的部门身上。
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长了30%，在银行体系20万亿资金被冻结的情况下，银行利润增长50%，我们要问这到底是赚了谁的钱。
一边是扩张财政，一边要紧缩货币控制通胀，在政府主导货币创生的经济体中，注定是不兼容的。经济会陷入一种很“闷”的状态，这是股票市场最忌讳的，因为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利润正在不断被政府挤压和有泡沫的资本吸走，这样会使投资者预期变得很纠结 。大跌只是情绪的宣泄。
723动车事件后，一条“中国请放慢一点飞奔的脚步， 等一等你的人民”的微博在中国广为流传。显然这个事件已经远远超出了灾难的本身，或可能引发中国决策层对于整个宏观政策的调整。
中国过去习惯了“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我们却忽略了成功经验的历史背景。
12年前，中国经济还是个小伙子，在全球总量中所占份额小，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开发的土地以及自然资源，同时全球化红利张扬，中国可以通过政府的经济的动员力实现投资和出口高速增长；而今天，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 已经有自己一个很大经济盘子了，还能如12年前一样那样激进吗？
2003年中国先失去的是廉价资源，中国的能源和资源无法应付出口需求和政府的大兴土木，而成为了国际大宗原料市场的超级买家。2007年起中国劳动成本优势渐失去，不少新兴国家劳动力比中国便宜。2010年起，廉价土地优势亦失去了。今天浸泡在洼地之中的每一项人民币资产都能轻易地捏出大把的水分。
中国资本回报中来自政府补贴的成分比重快速上升，而今天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却成为了杠杆率最高的部门。它还能贴多久？
慢一点，稳一点。过去两年中中国新开工的计划投资规模已经累计高达经济总量的1.2倍。后面还要建数万公里的高铁，数千万套经济适用房，再来一个4万亿水利的投资，再加上地方政府十二五规划中十几万亿的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如火如荼的热情。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这般改造过自然，“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过去我们的思维模式都是“只争朝夕，十年、十五年的事恨不得在五年内完成”，今天中国需要学会“时间换空间”，尽可能地将五年的事放到十年中去办。中国今天已经是巨人了，而巨人行走首先要考虑的是“别摔倒”。
中国投资减点速，出不什么大事的。
投资减点速，全球大宗商品或跌个30%-50%，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制造是渴望的，意味着它的竞争力马上就能恢复，中国经济垮不了的，成本下来，企业家精神重新振作后，私人投资意愿的上升能平滑掉政府刺激的退出。“紧缩会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是极其虚妄之词。公共投资速度慢一点，私人部门就业和收入都会转好，大家都满意，预期好了，股市就会涨起来。
现在银行股利润增长这么快，但股价还是不被市场看好，其实背后还是对旧的经济模式感到悲观，投资者认为你这个增速是不可持续的，背后实际上在累积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包括政府债务的阴霾，其实也是旧的模式的遗留问题，旧模式下银行它的经营模式就是资本粗放型的去拼规模，银行才会不断融资圈钱补资本。经济逐步与投资断奶，银行作为经济的综合，应该反应这些良性正向的信息，经济软着陆的预期将引导股市的长期牛市来临。
长期以来，“中国减速会导致两三千万农民工失业”是流毒甚广的伪命题。过去两年的经济刺激都是打着“增加就业”的旗号进行的，而事实上跟农民工没有多少关系。
中国不可能靠投资解决就业。建筑业和制造业领先只是造成青壮劳力短缺和人口红利快速衰退，而另一面每年有600万-700万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40岁以上的劳动者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
中国的未来只能要靠产业结构升级延伸来实现充分就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要起来，将现在的制造中心格局演变成运筹中心，这样大量闲置劳动力能被吸收，劳动者报酬才会真正大幅增长。投资拉动的就业，工资增幅肯定是大幅落后于资本的报酬的，这是常识性的经济定律。
“慢一点、稳一点”， 政府自身改革多推进一点，其实也很简单，政府多让点利，构建一个相对公平一点的分配结构，中国在未来十五年之内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是概率很大的事件。
我们腐败一日不除，国一日不宁
头戴兜帽和面具的骚乱分子在伦敦多个城区实施抢劫和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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