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 头 的 话
先说几句开头的话。建国之后,我国哲学界对老子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给老子划成分，说他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二是给老子的著作《道德经》定性，说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道德经》是消极避世的书，是引导人们无所作为的麻醉剂。因此,老子和老子思想在人们心目中成了消极避世的代名词。这两个问题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有了纠正，但是，影响很深。“老子是没落的，老子的思想是消极的”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它不仅影响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影响我们对民族先进文化的发展。
我们是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追寻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源的过程中重新走进道家,走进老子,走进《道德经》的。学习和思考的结论告诉我们，老子是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开山之祖；《道德经》是强者的哲学，是引导人们追求永恒的经典。它的弱是为了胜强，柔是为了克刚，退是为了进，不争是为了无人和他争，无为是为了无不为。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它不仅可以修身，可以养性，可以识世，而且可以治国，被历代称为“君人南面之术”。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邓小平在治国的思想和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胸怀，站在时代的新高度，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治国智慧，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
爱民治国能无以知乎。
爱民是老子治国之道的核心内容。在《道德经》里，老子对为政者最强调的就是“爱民治国”。《道德经.第81课.载营》说：“爱民治国能无以知乎。”治理国家必须爱护人民，这些道理难道不应该知道吗？他在第20课《善者》里指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意思是说，圣人没有自己固定的想法，他是以满足老百姓的想法作为自己的心愿。这段话是老子对他那个时代以前的为政治国者基本品德的总结，也是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为政治国者的基本要求。它的主旨就是，为政治国者必须代表老百姓的意志和愿望，而不能有他们个人的私心和欲望。
邓小平在他的治国思想和实践中,不仅继承了老子爱民的这一治国核心思想,而且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邓小平曾经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在中央决定恢复他的领导职务的全会上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当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的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他还在毛泽东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强调“领导就是服务”。在邓小平的思想里，为人民服务不是包办代替，不是强加于民，更不是干预和干扰人民的生活和利益。所以，他进一步强调，我们制定、坚持和执行代表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在邓小平的思想里，“爱民”也不是只有良好的主观愿望和动听的口号，而是必须为人民创造和谐而安宁的幸福生活。所以，他不仅领导我们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实现了我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且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他所提出的“三个是否有利”的根本标准理论之中，作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
在邓小平这一系列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我们都是经历了三代的人，每当我们漫步到繁荣的市场，采购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品味我们幸福的生活时，我们就会由衷地感激邓小平同志。
他的这一系列的思想观点和及其实践的经验，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确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和开启作用。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为而不争”是老子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加以应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作为以革命为己任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必须强调斗、突出争；作为以执政为己任的第二代共产党人必然突出“和”、强调“不争”。从邓小平治国思想和实践来看，他的“不争”主要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国家内部强调“和”，避免争。
一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方面，他领导我们党断然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中断了“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所谓社会主义的革命规律；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且提出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观点。
二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我们党根据他的主张，取消了四大，停止了“群众运动、运动群众、折腾百姓”的历史，为人民创造了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三是在对待理论分歧方面，他提倡“不争论”。我们过去为理论之争不仅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有思想者，而且使中国失去了许多发展的良机，耽误了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他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以他的这种思想观点，成功地化解了“姓资姓社”之争，“姓公姓私”之战，凝聚了人心，维护和保持了聚精会神搞建设的良好局面。他在1992年南巡时带有总结意味的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四是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不固守社会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别，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
他的这些思想和举措，开创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有的稳定和谐的新局面，为百姓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仅显示了邓小平的大智慧，而且使我们党以更清醒的“执政党”意识在中国当代的政治舞台上承担着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2、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他根据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作出了世界当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科学判断，调整了中国在世界的外交格局和基本原则；面对与邻近国家的边界纠纷，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这些战略性的思想和措施，指导我们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赢得了和谐的外部条件。
3、邓小平的“不争”也包括了老子“不敢为天下先”即不与天下人争先的思想。
一是自己不与天下人争先，绝不当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用展开具体的论述。他这样做，既实践了他复出时所说的“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的诺言；又保证了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党和国家的重大事情和问题，做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是要求我们党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不与其它党争先，绝不当头。1989年以后，面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我们党内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实质认识不清，表现得有些举足无措，甚至惊慌失措。有的悲观失望，有的则从另外一个极端提出了“过去是社会主义救中国，现在则是中国救社会主义”的口号，有些兄弟党也希望中国扛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在这紧要的关头，邓小平告戒全党不要惊慌失措，并且找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已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的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永远不当头。”同时提出了“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冷静观察，沉者应付，稳住阵脚，绝不当头”的二十四字应对方针,为我们党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提供了大智大勇的韬略,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三是强调中国在世界上不与其它国家争先，始终如一的坚持不称霸。
这些根本的方针和措施，为中国的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使中国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践的结果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体现了老子《道德经》所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精神。
我无为而民自化。
“道”是《道德经》的核心概念，“无为”是《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它体现在为政治国的方面就是无为而治。这是老子为政之德和治国之道的最高境界。邓小平“无为而治”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无为而治就是治理国家不违背自然规律。
《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尊道贵德”、“顺应自然”。这个自然既是客观的自然状态，也是自然运动的规律。因此，小到个人的为人处事，大到为政治国，都要顺应自然及其规律。历史已经证明违背客观规律治理国家，只能是折腾百姓，劳民伤财，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因此，治理国家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邓小平按照客观规律治理国家有着丰富的内容，最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且多次强调“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二是强调生产力观点。生产力观点是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根本观点。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有许多原则，最基本的原则是发展生产力。”遵循客观规律必须发展生产力。它强调，“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三是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内核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档次决定着生产力的档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最终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点。不仅如此，还结合新的时代特征，提出了“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占一席之地”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发展目标。
这三个方面是遵循客观规律最根本的内容。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我们正是以邓小平这种遵循规律、无为而治的思想为指导，不仅避免了折腾，减少了失误，而且加快了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2、无为而治就是治理国家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而是要按人民的意志。
《道德经.第12课.治国》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知治国，国之贼。不以知治国，国之福。”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的多。所以，按照自己的知识治理国家，则国家盗贼四起。不按照自己的知识而是按人民的意志治国，国家就幸福昌盛。遗憾的是，历代统治者没有记住这些为政治国的至理名言，经常强*民意，折腾百姓，运动群众，有的甚至留下了千古遗恨。
在邓小平看来，按人民的意志治理国家，就要按照人民的需求来发展生产，推动社会的进步；就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应用人民群众的智慧治理国家，就要把权力下放给基础，还权于民，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他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本本，而是实践，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注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他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说：“这些年来搞改革的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邓小平这一系列的思想和实践，把按人民的意志治理国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3、无为而治就是治理国家不要搞形式主义。
《道德经》有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真实可信的话是不漂亮的，漂亮的话是不真实可信的。形式主义的重要表现就是繁文缛节，说空话，搞花架子。历史证明，花言巧语蛊惑人心，花架子祸国殃民。邓小平以务实著称于世，并且认为形式主义搞不得，形式主义害死人。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他“无为而治”的重要特点。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需要的就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在1992年南巡时进一步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这些重要观点，是我们反对形式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是邓小平治国之道的重要内容。可惜的是，我们后来的讲话越讲越长，文章越写越铺排华美，花架子越来越多，形式主义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了祸国殃民的毒瘤。我们必须尽快割除。
邓小平的这些“无为而治”的思想和实践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真正的福祉。这正如《道德经.第7课.悟道》所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本来，老子的“无为而治”还有着更深远的内涵，邓小平的“无为而治”还有更多的内容。但是，我们今天只讨论到这个层面、这个范围。
功遂身退，天之道。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它必然受着自然规律的制约。一个时代自有一个伟人做它的代表，代表时代完成他的特定使命。使命完成了，这个伟人就必然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才说：“功遂身退，天之道。”邓小平正是这样的时代伟人，进而承担时代使命，成而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开创了“退”的先例。进退本是自然之举，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更需要特殊的智慧、特殊的胆识，因而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20世纪后期的中国，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它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智慧和新的精神来承担和完成这个伟大的转变。但是，当时在位的都是在革命年代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老同志。很显然，新的时代、新的事业需要新的政治家。老人政治无疑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新要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退。
对于这个划时代的举措，邓小平是同时从两个方面着手的。
1、集中精力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
终身制是中国政治的特殊产物。官员退出官场的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获罪罢官。二是人死官无。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改革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1980年8月接受外国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在实践中，他应用大智慧首先设立顾问委员会，让大多数老同志进入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进而取消顾问委员会，使绝大多数老同志实践了老子所提倡的“功遂身退”的为政之道。
2、邓小平自己带头退休。
同样在1980年8月接受外国记者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就明确表示，自己要在1985年退下来。但是，没有形成党内的共识。
1988年9月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再次表示：“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象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消失。”
1989年9月邓小平再次找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表示要尽快退下来的愿望。他说：“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1989年11月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邓小平终于辞去了他的最后一个职务，完全实现了他退休的夙愿。
在党的十四大结束的时刻，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绕场一周，然后飘然而去，真有驾鹤而归的大风范、大境界。
他的这一退，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历史上，孙中山结束了世袭制，邓小平则结束了终身制。
结 束 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构成。儒以守成，道以达变,佛以修心,它们以各自的特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似乎有一个不变的法则,即乱中有道家人物出现。每当社会动乱到不可救药的时候,就由道家人物出来拨乱反正，且奉行“功遂身退天之道”的风范。商汤的伊尹、周朝的姜子牙、越国的范蠡、汉朝的张良、唐代的魏征、明代的刘伯温、清代的范文程等。
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值得重视，即乱后用道家思想治国。在我国西汉的文景时期，统治者应用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唐代初唐和盛唐时期的统治者，尊李聃，兴道学，崇尚老子，实行无为而治，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大唐气象。清朝的“康乾盛世”，也是清代统治者“外示儒术，内用黄老”的结果。即使是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减少杀戮，史书也称他是受道家七真之一的邱处机以老子思想点化的结果。我们的共产党人也是这样。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中所用的“以退为进”、“以弱胜强”、“蓄积力量，后发制人”等，都充满了老子的智慧。
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当代的历史中，每每出现天塌地陷式的政治大变动时候，出来顶着的常常是邓小平。他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在他身上虽然蒙有一层神秘的光晕。但谁也不会否认，在黑云城城欲摧的诸多危机时刻，正是他以高瞻远瞩的理论眼光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挺身而出，继承传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结合时代,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创下了一连串的丰功伟绩，开创了具有特殊意义的邓小平时代。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不是简单意义的道家人物，而是继承和发展了道家大智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治国思想中的老子智慧，不是传统意义的道家思想，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熊海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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