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为何需要物理学家

	作者：斯蒂芬•斯特恩(Stefan Stern) 2004年11月18日 星期四 没有多少华尔街老手有资格这么写：“在马德里拜访客户时，我偶入蒂森博物馆，不经意间发现了几幅亚瑟•德夫(Arthur Dove)的油画……在海牙参加Euronext期权大会后，我也看到了蒙德里安(Mondrian)早期的百合花油画，这些画受到了鲁道夫•史代纳(Rudolf Steiner)的影响。” 如今，“绅士银行家”已所剩无几。在大金融机构中，也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容纳任何有着业余艺术气质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伊曼纽尔•德曼(Emanuel Derman)的回忆录会如此引人注目。作为一名有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他在1985年加入高盛(Goldman Sachs)时，并非一名天才交易员。此前2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花在教育和研究上。 但德曼踏入了金融工程学，或称计量金融学（quantitative finance）的萌芽阶段，并花了20年时间探索金融衍生品与深奥的风险管理几乎无限的潜能（和复杂性）。现在德曼已返回学术界，并回顾了自己40年来的经历。 他的故事从1966年讲起。那年他20岁，刚从南非来到纽约，既迷茫又孤独。德曼的物理学本科学位是从开普顿大学拿到的，但他决意要在哥伦比亚大学成名。“我梦想成为另一个爱因斯坦，”他承认，“我希望能用一生的时间专注于发现永恒的事实。” 几年之后，德曼才接受了一个事实：这个雄心实现不了。纯物理学在其顶端只为少数人留有空间。他在一系列博士后职位上挣扎了数年。“这就和期权理论家所谓的时间衰竭(time decay)过程差不多，”他写道，“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到期日的临近，金融股票期权逐渐丧失它们的潜能。” 德曼的灰色幽默与讽刺意味在整本书中随处可见。“如果你不介意浪费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他写道，“那么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生活就像天堂。”这些特点，以及他在书中对文学与文化的旁征博引，揭示了他的多层次个性。尽管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他在华尔街后来居上，声名赫赫，但他决不是个天然的“超级交易员”。 而他说自己浪费青春也没有撒谎。1969年，有那么多他这一代的年轻人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而德曼承认：“1969年的夏季，我是在长岛厄普顿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粒子物理暑期班里度过的。” 最终德曼放弃了纯物理学，转向（对他来说）不那么崇高的应用物理学，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位于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度过了5年时光。这一章名为“在流放地”(In the Penal Colony)，即卡夫卡同名短篇小说的名字，讲述了在公司工作的种种苦恼。商业界的待遇虽然比学术界好，但提供的满足与兴奋感甚至更少。 德曼说，他在AT&T几乎没有学到任何商业或金融知识，但的确学会了编程，并基本上掌握了8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新一代计算机的用法。1985年12月，当猎头公司的电话终于把他送入高盛的金融策略集团时，他大大松了口气。 德曼负责开发著名的布莱克-舒尔斯(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使之能应用于债券。对于石油危机后愈加动荡的市场来说，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该模型的首创者之一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当时在高盛工作，并成为德曼的良师益友，给他不少启发。德曼写道，布莱克“真正热爱均衡（equilibrium）这一理念”。德曼最终成为布莱克-德曼-托伊(Black-Derman-Toy)模型的创造者之一，该模型为债券期权定价。 德曼在高盛总共工作了16年，期间曾在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度过不愉快的一年。这位曾经的学者也未能抵挡住华尔街常见的诱惑，去另一家公司寻求更好的机会。2001年“9/11”事件发生9个月后，德曼离开高盛公司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如今在那里领导金融工程项目。 德曼是90年代风险管理领域的英雄人物之一，他不断地拓宽“可能性”的疆界，并提出更加精湛、巧妙的理论架构。但有一种冷静的怀疑态度支撑着他的世界观，这种态度是他多年来在大学图书馆里辛苦学来的。 对于自己的工作，他讽刺地说：“我的模型的破坏能力，最终使其得到尊重，”他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很多核心人物，都已重操旧业了。” 德曼先生现在又开始全职执教，但他比以前更持怀疑态度，“与交易员和理论家交谈10年后，我开始怀疑‘正确’的真正含意，”他写道，“我对市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研究得越多，就越清楚地发现那些模型在金融和人类世界中的局限性。” 译者/张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