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

近期的经济报告描绘了美国和欧洲暗淡的就业前景，经济学家们预测目前的经济复苏是二战后最严重、最缓慢的一次。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已经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也是上周在墨西哥巴亚尔塔港 （Puerta Vallarta）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拉丁美洲峰会（WEF on Latin America）的热门话题。

在同时举行的全球青年领袖年度峰会上，曾经作为1997届全球青年领袖的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介绍了他为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而准备使用长期养老金资产为基础设施投资的计划。

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许多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政策取向大相径庭。欧元区还在处理银行和主权债务危机；在美国，政府和私人的债务以及缓慢复苏的就业市场主导市场情绪；印度仍在应对其长期的贫困和收入差距的挑战；中国则在努力加强内需。

然而，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基础设施的发展都被看作是一个短期能创造就业机会和长期能建立发展平台的举措。麦肯锡公司预计，亚洲未来十年需要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弥补历史投资不足和满足未来经济增长的需求；世界银行估计非洲每年的基础设施赤字为930亿美元。

那么，为什么全球性基础设施的扩建还没有发生呢？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商学院院长鲁宾•亚伯拉罕主持了一个200人的午餐会，专门讨论了基础设施投资，我在午餐会上与观众分享了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意见。

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资本分配中缺乏长期眼光和过度依赖流动性。以亚洲为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是37％左右，远远高于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要的大约20％的水平。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着超过1.2万亿美元的资产，亚洲的政府养老金资产有超过1.5万亿美元的资产。然而，基础设施项目很少从这些来源获得资金。这些资本通常把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排除在外，而通常的理由是流动资金需求。这种做法忽略了一个事实，许多国家的财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金都碰巧有长期的资金需求，它们恰恰能得益于基础设施资产的长期回报。

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在组织基础设施项目上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如何优先选择投资项目和如何使项目具备融资能力。公私合营的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结构往往被盲目视为最佳方案，但构建一个可行的PPP方案的难度则通常被低估。许多政府都不愿提供公共财政，即使是那些需要公共财政的项目。许多国家的政府没有拿出足够的资金来做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公私各方之间标准化的风险分配机制尚未建立。

还有，银行监管的要求进一步阻止资本分配到长期基础设施项目中。众所周知，除了一些日本银行外，很多亚洲银行不愿对国内或海外长期项目贷款。

如果我们想创建一个有利的环境，把银行、主权财富基金、保险公司和养老金的资金合理调配到基础设施发展中，就必须克服以上这些障碍。政府机构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确保项目得到妥善准备，还需要监管和会计制度为长期投资带来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