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2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许小年      　　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 　　希腊"破产"了，没事，还有欧洲诸国可以救援；欧洲"破产"了，没事，还有美国可以救援；美国"破产"了，没事，还有中国可以救援；中国"破产"了，没事，我们还有上帝。。。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这一条传导链上，中国处在最后一环； 但也可能感到绝望，因为俺们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够拯救。。 　　2008年至今，刚刚好三个年头，2009年全面复苏，2010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2011年美债面临爆顶，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预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这一定是"结局"？过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挣扎？ 　　早在2009年，我曾经预见到这一天的来临。不是因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据历史"经验"的推导《"知易行难"注定是货币政策毕竟困境》一文中这样表述，"有限的历史告诉我们凯恩斯牌机车只善于高速行驶如果你不够油坚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减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不要被经济暂时好转的迹象所迷惑。不要认为自己会比1936年美国、1977年的日本更聪明好运。" 　　无知者无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历史会告诉他们，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奇迹。今天，希腊也好，欧洲诸国也罢，包括美国在内，他们的凯恩斯牌机车邮箱已经报警(堆积如山的债务消耗了所有动力)。至于中国，压根就没有"油量提示"这块仪表盘。经过三年的高速行驶，邮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缓一时，而无法救一世。这一幕恍如当年美国、日本的政客们所遭遇的悲剧在一年紧跟一年的巨额开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们"对于大幅增长的财政赤字皱起了眉头，开始选择快速缩减开支。1936年罗斯福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执政者的角度，还是一般民众，都不会反对削减债务，这个决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缩支和增税行为一旦开始，经济恍如被戳破的气球，好势头顿时烟消云散。信不信历史会重演？走着瞧！(反正我是信了) 　　希腊债务已经出现"技术新违约"美国债务也面临着走向"技术新违约"的局面。除了缩支和增税，还有别的出路吗？答案是，没有！或许，你会说，中国经济不是早在2010年就进入了"紧缩通道"吗？没看到你说的悲剧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国是最后一环，中国的财税收入傲视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过"不宽松"，只是由极度宽松回到适度宽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剧远还没有上演。 　　选择凯恩斯，只是因为相机抉择所迫 　　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近几十年，货币学家"当道"，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破解经济困局的唯一"法术"试图通过强化货币供给，刺激全方位的消费需求，从而激活陷入衰退的实体经济。 　　从现象上看，凯恩斯主义只是完成了"家庭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并没有起到可持续拉动消费的实质作用。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本身存在极限，即国家债务的承受上限。比如希腊，一个440万人口的小国，全国总负债竟然达到3400亿欧元。比如美国，债务上限的提升频率逐年加快，美联储、中国、日本一旦有一个"供血机"出现故障，崩溃不可避免。凯恩斯主义到底干了些什么？ 　　从本质上看，他只是财务技巧债务展期的一种方式而已。换句话说，庞大的债务从来没有消失，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只是从一个显眼的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进而为迎来"希望中的复苏"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主权债务危机只是凯恩斯主义的"副产品"债务腾挪后的必然结果。那么，"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 　　凯恩斯主义并不是终极办法，它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财务手段。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将希望寄托于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奇迹般的扩张。 　　不过，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视野去砍需求创造的可行途径，历史告诉我们，除了战争和技术革命，没有第三种方法可以让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自然扩张。战争，毁灭与重生叠加在一起，它将创造旧模式下的需求扩张，且有可持续性；技术革命，毁灭和创造同样叠加在一起，它将破除旧模式创造新模式下的需求替代，同样具有可持续性。 　　货币学家认为，提高货币供应量也可以刺激需求出发经济循环开始运转，我认为这是"试错"。在过去几十年，从未有成功的案例，上世纪大萧条的美国？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并不认为美国经济能够走出低谷。罗斯福不是救世主，将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拖出来的是"二战"，而几十年后的日本没有这样的好运气。 　　难道，各国政治家们都没有我聪明？不知道凯恩斯主义的弊病？我相信，我应该是最蠢的那一个。我并不认为政治家们如此统一的愚笨，从策略而言，最差的选择不是错误的决定，而是没有决定。所以，政治家们选择凯恩斯，只是相机抉择所迫。 　　简单来说，不选择凯恩斯主义，等于没有选择，这是一国政府无法接受的结果。凯恩斯主义是唯一应对大萧条的可选项。战争？技术革命？都不是可以"人为"推动的选项。所以，凯恩斯主义并不是最差的选择至少它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很遗憾，我并非伟人，除了翻翻历史书，实在想不到创造性破解"凯恩斯困境"的办法，除了战争与技术革命。不过，如果真的有一个伟大的办法出现，却是很容易鉴别它必须能够实现实体经济总需求的自然扩张，无论是毁灭还是替代。 　　想起了中学课本描写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宁可将大量牛奶倒入河中而不送给穷人喝，太没良心，唯利是图。现在终于明白，他们一点都不愚蠢，幼稚的是那时的我。(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出现许多农场主因获利低微和市场滞销而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 　　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如果永远到不了终点，时速再快也没有意义。高铁如此，中国经济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我们谈了多少年，已经记不起了。直到今天，终于为了"安全"，我们必须"降速"行驶。 　　中国经济的"显性"问题异常明显-依靠宽松货币拉动投资，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通胀上升已经到了忍耐极限。这一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零。 　　中国经济的"隐形"问题同样突出社火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债务堆积如山、围绕房地产所凝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金融风险由表内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变。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财富分配机制迫在眉睫。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拥有庞大的居民储蓄，我们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我们拥有严苛的税收制度，即使多米诺骨牌最终推倒到中国，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只要我们下决心做一些改变。"穷则思变"，倘若预料之中的"悲剧"能够让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共鸣"，那么，悲剧结尾将会演变为一场喜剧收场。这并非绝无可能。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谓"中国模式"，而是"没有模式"。以五年为一节点，不难发现，这个神奇的国度总能找到正确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机中。多数分析人士大跌眼镜的原因，莫过于错误估计了中国经济"转身"的速度。它一点都不像一个超级大国，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荣都在野蛮的生长，涂满了实用主义的痕迹。这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 　　讲一个小故事。1937年9月，钱塘江大桥开通，12月，日军逼近杭州必须炸桥。茅以升说只炸桥面不炸桥墩的话敌人几天就能修好。工兵说桥墩没法放炸药。茅以升随后说出的话吓死小兵：建桥时就预计要炸，我在第二个桥墩专门为你们设计了放炸药的方洞。炸药在桥开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国，尤其是基层，处处显露这这种"转身"智慧。张五常老先生也曾为基层干部能灵活解决经济难题而拍手叫绝。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智慧？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确"一小段时间；因为，中国环境复杂，各地点不一，基层干部必须尝试不同的策略方法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并没有一个长期贯彻的政策制度可供实施。 　　讲这么多，是要说明一点：市场亢奋时要记得风险，市场绝望时要看到希望。 　　回顾历史，再大风浪我们都经历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是中国价值投资的重要前提。信心来自于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这需要充分的时间观察，而不是凭借表象累计而匆忙进行的判断。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顽强的一面。不走极端，永远都有必要。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我们？ 　　靠自己，考变化，靠发展。只有"让每一个中国人获得幸福而有尊严"的目标不变，其他皆可变。过去三十年，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也将一路走下去。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做好准备迎接改变吧！ 　　凯恩斯主义的"伪装"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在"大萧条"年代，是凯恩斯之处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增加政府开支，创造有效需求 。 　　在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确实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满腹狐疑。直到1933年，美国才开始认真演技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的可行性。 　　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个位数。 　　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但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 　　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 　　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始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政府的"动物精神"更可怕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可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 　　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弗里德曼有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是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的供应数量。 　　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 　　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 　　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经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决非完美的市场。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大规模的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 　　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 　　根据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 　　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的多。 　　个人的非理性冲动也是局部的，收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步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 　　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 　　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市一个实证问题，理论是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转型之重，重在法制 　　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力，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得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 　　在转型中，旧体制倒塌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们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进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建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 　　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制体系，可见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支援的主要方式。 　　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 　　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就格外重要。 　　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对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 　　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 　　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在俾斯麦的领带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机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与其他国家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 　　"可持续的增长"是靠制度而不是规划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只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捅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场所。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 　　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 　　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 　　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会已形成多远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里可以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 　　当若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 　　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持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堂皇旗帜。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他们必然要李彤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制定规则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利，加强对政府的监督。 　　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紧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的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 　　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 　　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题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 　　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

	据新华网援引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的讲话报导指出，中国更愿意将持有的美国国债转化为对美的投资，而这种投资能更好地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 　　 　　在中国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三分之一为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9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为11,483亿美元，仍列全球首位；9月当月虽净增持113亿美元，但今年以来仍净减持118亿美元。 　　 　　陈德铭上周五(12月2日)在出席一场由中国美国商会组织的晚宴时发表讲话指出，今年中美贸易有望突破4,000亿美元，而明年这一数字还会增加。明年将是(全球经济)困难的一年，也是中美应该深化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的一年。 　　 　　据其介绍，目前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1-10月双边贸易额为3,630亿美元，同比增长17%。 　　 　　陈德铭并强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速有望超过9%；尽管受世界市场萎缩等因素的影响，明年中国经济也许增长幅度略微降低，但仍然是稳定的，处于良好的时期。 　　 　　他指出，中国将扩大自美进口，也希望美国在高技术对华出口方面放宽限制；同时扩大双向投资，中国将继续做好吸引美国资本投资的工作，也希望美方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给予公正、透明的环境。 　　 　　此外，他还指出，还将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中美在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业等都有良好的合作前景；并加强中美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机构预测11月CPI下行破五 本月或再次下调存准率 　　11月最后一天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给市场一个明确信号：货币政策的重心已经从控物价转向保增长。这一政策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下行。 　　机构预测，将于12月上旬公布的11月CPI涨幅将回落到5%以下。而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33个月来首次回落至50%以下，显示经济减速压力正在增大。市场预测最快在12月央行就可能第二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判断 11月CPI"破五"几成定局 　　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为，11月CPI涨幅将低于5%。 　　"根据商务部和农业部监测的数据，11月份以来食用农产品价格延续小幅下行态势，预计本月食品价格环比将有所下降，同时考虑到11月份CPI翘尾因素相比10月份继续大幅回落1.1个百分点，是年内月度最大降幅，我们初步判断11月份CPI同比涨幅可能在4.3%左右，表明四季度CPI同比呈现出加速回落态势。"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唐建伟对记者说。 　　唐建伟表示，商务部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价格、农业部监测的农产品批发价格和国家统计局监测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的数据都显示11月份食品价格总体处于小幅回落过程。尤其是前期上涨较快的肉类、鸡蛋价格涨幅明显收窄。据此测算，预计11月份食品价格环比涨幅在-1.5至-0.7个百分点之间。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预测："11月CPI环比可能在-0.2%至0.1%之间。但由于本月翘尾与上月相比下降1.1至1.2个百分点，同比将落入4.2%至4.4%的区间内，中值4.3%，较上月下行1.2个百分点。" 　　鲁政委对记者说，11月食品价格环比可能在-0.3%附近，略低于上月。非食品价格的环比更是可能回落至0附近。 　　据他介绍：2001年以来，历年11月娱乐教育文化用品服务的价格环比均较10月显著下降；居住价格环比往往较10月上行，但考虑到目前房地产调控效果初步显现，11月居住价格环比可能与10月持平；烟酒及用品、衣着环比与上月基本持平，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环比的涨跌则与上游原材料价格及经济景气密切相关，考虑到目前经济增速已开始放缓，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预计11月这三项环比与10月持平的可能性较大。综合以上信息，预计11月非食品环比最可能在-0.1%至0.1%之间，中值为0。 　　此外，国海证券预测，11月CPI同比将在4.4%附近。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下降0.5%，同比9.2%；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与上月持平，同比涨幅降至2.3%。CPI将由于翘尾因素及价格变动的综合影响，出现年内最大的降幅。 　　光大证券预测11月CPI将继续回落至4.7%；长江证券预测11月CPI同比涨幅为4.6%；德邦证券预计11月份CPI大幅回落至4.2%；华泰联合证券预测11月CPI同比上涨4.2%；第一创业预测11月CPI同比上涨4.1%；国信证券甚至预测11月CPI同比涨幅可能低于4%，为3.8%至4.0%。 　　预测 12月可能再降存准率 　　在通胀压力减弱的同时，中国面临的经济减速压力却于四季度陡然增强。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1日在中国国际商会年会上表示："当前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严峻性和挑战性超过了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以后造成的那场蔓延世界的金融危机。" 　　他说，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金融危机虽然蔓延到世界各地，但是当时世界经济总体上仍然保持了增长的态势，原因在于当时各国政府积极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实施逆周期的经济政策以应对危机，使危机在最大的范围内得到控制，经济复苏在较快的时间内得以实现。但是现在一些国家的财政非常困难，货币政策余力也不大。 　　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中国面临的经济减速压力大幅增加，再考虑到当前物价涨幅回落，市场预测最快在12月，央行就有可能第二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1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11月PMI，居然在2009年3月以来首次回落至50%以下。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对记者表示，从PMI指数的走势来看，中国经济已经面临着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这要求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更加宽松。11月30日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将是一个起点，"我们预期中国央行将在12月份再次降低存准率一次，明年上半年仍有3次下调的空间。" 　　让市场预期可能很快再降存准率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近期中国外汇占款的下降。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高级经济师周景彤对记者说，10月末，中国外汇占款总额出现了2007年12月至今近4年来的首次负增长。究其原因，一是随着欧美债务危机等因素造成外围需求疲软，我国出口增速不断下降，贸易顺差收窄；二是美联储实施的"扭曲操作"，将短期利率提高，造成短期资本流出中国，导致资本项下顺差减少；三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将进入平台期，下跌预期逐渐增加。 　　根据上述分析，周景彤认为，尽管外汇占款的下降尚未成趋势，但在近期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虽然有利于减少货币被动投放，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也需要防范由资本外流而引致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未来几个月外汇占款持续负增长，这将为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创造更大的空间。为了缓解年底资金面偏紧的状态，不排除近期央行下调存准率的可能。 　　国金证券2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也预测："12月23日或迎来第2次降准时间窗口。"报告称：3季度之时，外部资金流入与公开市场净投放对货币的贡献达到万亿级别，而4季度从目前的情况看，只能达到2000亿元不到，为此至少需要2次降准。由于元旦、春节都是资金需求时期，我们认为12月23日或者1月春节前成为二者必居其一的时间窗口。 　　建议 货币政策不宜全面转向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但是近来多位经济学家明确表示，2012年货币政策不宜全面转向。 　　原因当然还在于未来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仍然较大。国金证券预测，12月CPI涨幅就可能小幅反弹。该券商报告表示，由于消费旺季的到来，从近期的观测数据来看，商务部和农业部的统计数据都显示出食品价格有望出现回升的迹象。 　　国泰君安证券发布的报告则预警说，猪肉价格将于春节前反弹。报告称：今年母猪补栏速度很慢，预计需要20个月才能补足，供需缺口还将持续存在。 　　明年的通胀形势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汪同三对记者表示，通货膨胀问题将在"十二五"期间持续存在，是因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正在发生变化，正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转变。明年价格涨幅比今年低应该是普遍的共识，但是具体数字多数人的意见是在4%左右，甚至更高一点。 　　基于对未来物价走势的担忧，经济学家们多数反对货币政策全面转向，尤其反对下调利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日前表示，必须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他说：明年的货币政策要加强微调，微调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放松银根，也不在于放松总量政策。微调是基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原则，关键是要用好动态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说，不要把微调局限于在存款准备金率是不是要下调，利率是不是要动这样一种考虑中间。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也对记者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根据物价发展趋势、金融风险治理的步骤、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增长的变化进行调整。2012年中国货币政策应当从年初的"定向宽松、总量微调"的定位向"总体宽松"的定位逐步转变，但不宜在短期内进行大幅度根本性调整。他建议：2012年"适度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水平基本保持不动。" 　　那么如何应对经济减速问题呢？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明年稳增长财政政策应该更有作为。他在微博上说，上一轮刺激政策教训之一就是用信贷政策来干财政该干的事后患无穷。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增长连年高出经济增速两倍，当前中央财政存款余额近4万亿，完全有条件在减税方面步子更大些，保障房方面也应该增加财政投入。另外，"把财政资金集中用于医疗中小学教育等民生领域也是稳增长的治本之道。" 　　刘元春也建议：及时出台以减税、增加支出为主体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积极财政的实施在"调结构"与"稳增长"之间寻找到契合点。

	降息国家数量将创两年来新高 　　为避免因欧债危机恶化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全球五大洲央行陆续降低借贷成本，参与的央行数量创下2009年以来之最。 　　摩根大通追踪31家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全球央行平均利率（经国内生产总值加权后）或降至1.79%，今年6月该数据为2.16%，为两年来最大降幅。进入降息通道的国家数量预计会创下2009年第三季以来降息国家数量之最。 　　公开数据显示，近3个月，英国、美国、印尼、巴西、俄罗斯、以色列、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等11个国家，以及欧洲央行纷纷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据摩根大通预测，另有包括墨西哥、瑞典在内的6个国家将在2012年3月之前降低基准利率。

	宋鸿兵:欧元还有救 中国有良机    　　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经济学人》杂志11月25日封面文章称，欧洲这个世界上金融整合度最高的区域将会被债务违约、银行倒闭和资本管制弄得分崩离析。11月30日，美联储等六大央行联手向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以期为欧洲尽快化解债务危机方案争取更多时间。 　　欧元的未来会走向何方？欧元区经济的重创会如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国又会在这场波及全球的欧债危机中，扮演何种角色呢？本报专访了推出新书《货币战争4》的财经作家宋鸿兵，以及复旦大学副教授宋国友。 　　欧元并未达到 　　死亡的地步 　　本报：目前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下周布鲁塞尔会议上欧元区各国还无法就拯救各国债务危机达成共识，欧元区会有崩溃瓦解的危险，难道欧元已经走到尽头？ 　　宋鸿兵：说欧元会完结的观点都是危言耸听。不仅欧洲政治家们不会轻易放弃，而且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欧元区几乎一直在金融的惊涛骇浪中穿行。 　　眼下的欧债危机，与其说是一场经济危机，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博弈。因为欧元作为一种货币，实际上还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发行货币功能本身并不类似于主权国家，比如它并没有统一的财政部。是财政的分裂导致了欧元出现现在这种困境。它必须要求在政治上获得统一财政权的承认，才能够真正解决欧元的问题。 　　宋国友：如果分析欧元在此次欧元区债务危机中的表现，会发现无论是外汇储备份额，还是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情况，欧元的国际地位不仅没有受到债务危机的根本影响，甚至还有所提升。也就是说，欧元并没有达到死亡的地步。 　　欧元近段时间的遭遇，更多的恐怕是信心问题，在接连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时，外界对于欧元的信心遭受巨大打击，不知道下一步将恶化至何地步，如果欧盟能够采取果断自救措施，或者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援助，欧元完全可以度过危机。 　　拯救欧元 　　关键在德法两国 　　本报：但面对逐步逼近的债务偿还期限，谁会来拯救欧元？经过此次拯救后，欧元区的利益格局会发生哪些变化？ 　　宋鸿兵：要控制欧洲各国债务危机扩散并不难，只要欧洲央行效法美联储开动印钞机，没有摆不平的困难，欧元版的量化宽松有2.5万亿欧元的规模足以打住，将欧元区眼下的"急性病"化解为"慢性病"。 　　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核心是德国和法国，不过，德国和法国迟迟不肯出钱、出力援救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原因在于两国希望利用这次危机来使他们在欧盟中的权力更大，比如由他们主导来修改欧盟条约，迫使其他各国交出财政预算和税收主权，建立德法主导的欧盟财政部，发行统一的欧盟债券，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 　　宋国友：从目前看，拯救欧元的关键在于德国和法国对于改革欧盟财政分配方式的诉求，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但欧盟毕竟是一个有27个国家的庞大经济体，能否在短期内达成一致，挑战性很大。眼下进行的欧元拯救行动，最好的结局是"一个都不能少"，由欧盟出面拯救全部债务违约国家，但也不排除谈判破裂，债务状况糟糕的国家有序退出欧元区，最后留下一个以德法为核心，包括荷兰、卢森堡、芬兰和奥地利等债务状况较好国家的"袖珍欧元区"。 　　是否援欧 　　中国可以灵活应对 　　本报：面对欧盟发出的求救信号，中国要不要出手介入？而这次席卷欧美的债务危机，又会对中国带来哪些影响？ 　　宋鸿兵：美国与欧洲的债务问题究竟谁更严重？我看美国的情形更糟糕。欧洲目前烂账的规模约2.5万亿欧元左右，而美国至少4倍于此！但在根本利益上，欧洲和美国是站在一起的，美国不会坐视欧盟陷入危机不可自拔，而且美元与欧元之间忽强忽弱，配合默契，就像两把大剪刀，不停地剪着全世界的羊毛。这次欧美债务危机，一方面是这两个经济体的危机，但另一方面也是一次聚敛其他国家财富的机会。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与其援助欧洲，不如好好反思欧美这种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比如可以将我们外汇储备中沉淀下来的美元和欧元，不再去购买欧美国债，而用于发展本国经济，进而摆脱对欧美经济的依赖。 　　宋国友：在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中，两大经济体都向中国传递出寻求帮助的信号，以更积极的视角来看待债务中的世界，会发现中国在其中拥有诸多战略机会。如果说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使得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那么债务危机的出现将会赋予中国更多的机会表现为一个世界大国。毕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如果在帮助其他国家的同时，又能自然地增加中国的影响力，适当援助欧洲不失为一项双赢的选择。 　　同时，出手援助欧洲也可以适当调整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多依赖美元的尴尬，同时还能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与欧盟的相处中获得一些正面的加分。 　　可借危机向前推进 　　本报：目前，欧美均处于危机之中，与此相比，由于中国受世界经济衰退冲击较小，是目前最有活力和潜力的经济体，这种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能否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宋国友：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中国在国际金融战略中的重要目标，尤其是目前美元和欧元在国际结算体系中市场信心的动摇，为人民币提高国际化地位创造了客观条件。但从实际情况看，一种货币能否上升为国际结算货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目前，人民币仅在香港试验离岸结算，在基础条件上还达不到国际化的要求，不能希望一次短期的欧债危机，就能一举奠定人民币国际货币的地位，现阶段我们能做到让人民币在一定范围和数量内成为计价货币，上升为正规的贸易和投资币种，就是一种成功。 　　宋鸿兵：首先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国际结算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购买力，把本国货币花出去、流通起来。但眼下的中国，消费只占GDP的1/3，更大程度上是制造大国，所以，中国必须认清人民币作为主权货币势必无法取代美元的客观规律，同时也不会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的现实。 　　面对势单力薄的人民币无力与欧美货币相抗衡的局面，中国只有将亚洲的力量整合在"亚元"之下，才能与美元、欧元的利剑相抗衡，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如果没有"亚元"，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货币最后仍将会被度过债务危机的美元和欧元各个击破。 　　中国应掌握 　　区域经济话语权 　　本报：那么，针对人民币国际化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该通过何种方式解决呢？ 　　宋鸿兵：中国如今面临的问题，和战后的德国非常相似。中国应当借鉴欧洲推出欧盟的经验，积极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把亚洲潜在的对手转化为拥有利益共同体的盟友。 　　我认为首先应该将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冲突隐患彻底化解，以超越单个国家主权的"石油联盟"为起点，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以"亚元"战略替代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把亚洲各国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只有依靠一个团结的亚洲，才能为中国走向世界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宋国友：尽管欧美债务危机为中国和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但欧美从没有放松对中国的限制。近期日本宣布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这表明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相应降低了中国的影响力，给中国在东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的利益带来了不确定因素。 　　不过，对于美国、日本、韩国和东盟来说，中国都是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益共同体，只要中国对外不断巩固这种经济关系，对内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增强国力，同样可以借助硬实力提高在区域经济中的话语权，进而提升人民币的地位。

	最后恢复的是中国 作者： 2011-12-5 0:55:00 月下横笛（作者系知名股市评论人） 中国真有水平的经济学家不多，许小年算是一个。最近，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与世界》的文章，说到：“我觉得美国经济可能是第一个恢复的，然后是欧洲经济。欧洲经济结构弹性不如美国，市场化程度不如美国。最后恢复的是中国，在恢复重新爬起来之前，我们还得往下走一段，然后才能够起来。不管是谁在前，谁在后，我认为经济复苏的希望，在于市场如何发挥作用，政府如何减少干预。” 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熊市、楼市与危机--这些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当真已经来临了么？ 首先说熊市。要真是熊市的话（这里所谓的牛熊是指08年10月1664点以后的事情），那理应从09年8月3478点就开始了，至少也是去年11月3186点，而非今年4月3067点。近两年多的大盘严格来说只算区间振荡，非熊非牛，多空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当然，由于跌的时间远多于升，因此尽管跌幅不大，但空方还是占据了舆论高点。这种区间振荡94年9月1052点~96年1月512点与97年5月1510点~99年5月1047点也曾出现过，本次与后者最为相似。 其次是楼市。前段时间，媒体造势“楼市拐点”,有说深圳大跌30%,有说鄂尔多斯暴跌70%,这些离谱的数据不知从何而来？反正就像中国通胀远不如官方所渲染的那般温情，前期楼市是有调整，但幅度甚微。许多专家趋同政府口径，05年就开始唱空楼市，不料楼市反升了几倍！当前楼市确实处于高位，但尚未到崩溃边缘，就像股市当年升至四、五千点，说高了没错，但距离崩盘的六千点还有一段距离。不过，现今住宅地产的升值空间已不大，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一线城市，非一线城市则仍有补涨余地。楼市今后的涨升动力主要将来自于商业地产，象写字楼、商铺等。楼市的整体危机要待商业地产与非一线城市住宅地产等补涨完毕，才会真正到来。上周，一向都反应慢好多拍的央行尝试放松货币政策，无疑是支持我这种观点的，总体处于高位的楼市应当还能支撑一、两年。 第三是危机。这点以郎咸平为代表，其矛头指向中国“制造业危机”和全球金融泡沫。我是郎教授的崇拜者，非常认同其观点，但认为全面危机的爆发不会马上应验。一来，国际大环境并不象多数人所想得那么糟。欧美尽管困难重重，但现在起码还有能力去缓解危机，为了政绩和选票，他们会不惜代价去“补锅”,又哪管以后洪水滔天？所以，当前尚无需过分担心欧美局势。二来，中国政府也在努力，尽管有些做法未必令人信服。象温州高利贷风波所折射出的中小企业贷款难等问题，暂时还无法压倒中国。至于4万亿政府投资以及地方债等问题，迟早肯定要爆发，只是目前尚处于可控状态。央行这次放松货币政策，相信也可暂缓一下各方的资金压力。 从近几个月中国股市的走势可看出，许教授所说的“美国经济可能是第一个恢复的，然后是欧洲经济，最后恢复的是中国”确实有道理。欧美股市现已大幅收复2月以来的失地，其中最强的美国距离07年10月金融危机前的历史高位不过10%,反倒号称经济最好的中国恢复得最慢，非但逆世界潮流而动，调整了2年多，而且至今仍然徘徊于2300点低位。不过，中国股市向来都有后发制人的嗜好，05年6月998点~07年10月6124点那波也是到了全球股市狂潮进入收官阶段，才突然发力的，以后理应也会如此。 归结以上分析，大盘在2300点低位不管如何反复，都只是小打小闹，中线看到3600点乃至3900点的观点不变，长线兴许还能再弄上2到3年也未必，比如到4500点之类。这样的话，楼市、救市以及传媒科技股的运作时间也都足够了。当然，这是后话。

	意大利紧缩计划预计今日宣布 作者： 2011-12-5 0:51:24   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可能会在今日正式公布财政紧缩计划，这是换取外部金融援助的关键一步。但市场认为，外部援助可能无法拯救意大利，欧元区正在逐步陷入崩溃。 临危受命的意大利总理蒙蒂不敢有半点含糊，近日一直穿梭在各种政治力量中间，试图针对削减财政赤字达成一致，他需要尽快向公众宣布这一紧缩计划，这也是换取外部援助的代价。蒙蒂呼吁大家意见能够一致，能够紧急行动起来，担负起责任，如果意大利财政紧缩力度不够，后果对每个人来说都很严重。 目前，意大利内部对财政紧缩反应平静，但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援助意大利的规模将十分巨大，当前援助机制远远不够，一旦意大利1.8万亿欧元债务违约，对欧洲将是灾难。

	风险偏好利好黄金 后市料仍震荡为主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  杨瑜敏 上周的黄金，受风险偏好情绪带动，一改颓废走势，重新站上1750美元/盎司上方，但受到1760美元/盎司阻力位的影响，未能实现有效上破。 上周汇率市场利好消息层出不穷，先是关于IMF可能以低于其国债收益率的贷款利率向意大利提供资金援助，令市场一扫前期的阴霾情绪，尽管随后澄清了该消息属于谣传，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效缓解了欧债危机所带来的市场恐慌；而后是周三的两大重磅消息--中国央行三年来首次意外调降存款准备金率；以及欧、美、日、英等6大央行联手救市，建立临时双边互换安排，短期内均有效刺激了市场的风险偏好。非美货币均自近期低位反弹，欧元上行至1.35欧元/美元上方，澳元表现尤为突出，重返1.02澳元/美元上方，美元指数则受风险情绪打压，自近两个月以来的高位滑落，暂时站稳78楼上。 后市来看，上周五出台的非农就业数据出乎意料的好于预期，这令市场原预测本周的美联储议息上进一步推出变相QE3的可能性再次减弱，加上市场预期欧洲央行下周下调利率，料下周汇率走势波动性将加剧。此外，本周五将再次举行欧盟峰会以期得出更有利的欧债危机解决方案，如果该次会议未能得出较好的解决方案，在目前黄金风险偏好属性偏强的情况下，估计黄金仍将可能下行，反之则上涨。 技术面看，黄金下方支撑位看1700美元/盎司，上方阻力位看1750-1760美元/盎司，从图形来看，该位置有较大阻力，如能实现有效上破，目标指向1800美元/盎司。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今天再次表示，贸易顺差不是中国追求目标，美国需放宽出口限制。 　　陈德铭：我有时跟美国前商务部长、现在商务部长讲，我买了你飞机，最大客户。买了你大豆，最大客户。买了你棉花，最大客户。即便全美国的大豆棉花都卖给我们，也就一、两百亿美元的东西，而我们的顺差是1800多亿美元。你除了让我在飞机上，用棉花吃大豆，你说吧，你还能卖什么给我？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说，我们非常愿意从美国进口，但是难度在于，美国将2400多个品种的商品列为军民两用品，对中国实行严格管制。 　　陈德铭：你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就是一个高技术装备工业为主的国家，你能出口的优势东西在这里。但是几千种不给我，或者说给我，要填写厚厚的一叠申报。 　　陈德铭表示，贸易顺差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 　　陈德铭：我顺差了那么多美元，我看着它贬值，我也心疼，我也不想要吃那么多，所以我们是愿意更多进口美国的东西。美国进一步放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国这个大国的经济情况好一点，全球的情况都会好一点。

	真或假 ?    赵晓:  2011年，中国全年财政估计收入12万亿，这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交税约9000元，或者相当于4.5亿中国人全年的收入。你每天不出门，25元钱的税先交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讲道理的事情吗？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只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结论：苛政猛于虎，于今为盛！